魏碑书法名碑清单
1、张猛龙碑
北魏《张猛龙碑》为北魏著名碑刻,是北朝碑刻中最有代表性的碑刻。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额题楷书“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碑文正书,碑阳26行,行46字,后 4行为题名及年月。碑阴12列,行数不等。碑额正书 3行12字。无撰书人姓名。碑文记载了张猛龙兴办教育的事迹。其用笔方为主,偶尔辅以圆笔。笔势平中有侧,峻而复和。魏碑多以横取势,体呈扁方,而此碑却以纵取势,气势巍然雄伟,结体中宫紧密,四周笔画舒展。全篇于整齐中富于变化,变化中归于庄和。
该碑是北魏书体中公推第一的名作。其碑书体刚健俊美,结构精密精练,欹侧险劲,颇有拙趣。用笔方圆兼备,以方为主,曲直相生,变化无常,即使同一笔画,也几乎无一相同。真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正体恋态之宗”。在北魏碑林中,《张猛龙碑》甚称上乘之作,受到书坛的一致推许。
2、张黑女墓志
《张黑女墓志》,原名《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又称《张玄墓志》,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刻,为魏墓志代表作。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张黑女墓志》。出土地无可考,此志原石已亡佚,《张黑女墓志铭》拓本,传世孤本。铭文字体娟美,曾为何绍基剪裱所藏,今归上海博物馆。
志文内容可分三段,第一段夸张玄的先祖,第二段述说张玄的生平,第三段为颂词。
《张黑女墓志》以方笔为主,兼以圆转,虽属正书,行笔却不像唐楷死板缺少变化,笔法中锋与侧缝兼用,刚柔相济。结字微扁,体含动势。既承北魏神韵,又开唐楷法则;既有北碑俊迈之气,又含南帖温文尔雅,堪称北碑之佼佼者,是魏墓志的代表作。
《张黑女墓志》楷书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刻。原石已不知所在,据志文则知应出土于山西永济境内。传世仅一原拓孤本,清道光年间,何绍基得于山东济南,清末著名收藏家和书家一跋再跋,推崇备至,此墓志书法遂名重天下。
北魏刻石书法,以奇肆雄强、古拙质朴的风格为主调,《张黑女墓志》是难得的以清丽秀美为特色的例外。其结体略扁,捺脚等笔画也略带隶意,可以说尚有古质之风。但用笔上中、侧锋并用,外拓、内擫兼施,笔势蹁跹,变化灵动微妙,因此其艺术上的特色正在于灵秀和古质两种不同视觉特征的融合。这是既然不同于一般北朝刻石书法,也不同于唐楷书风的独特之处。
3、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又称《郑羲碑》,分为上、下两碑,故又称《郑羲上下碑》,上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下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传为北魏书法家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年)撰刻的摩崖刻石、楷书书法作品。
《郑文公碑》属于魏碑楷书,整体风格较为粗犷,是郑道昭为纪念其父所刻的摩崖石刻,此碑被人称为“北魏摩崖第一石刻”,碑分上下,风格具有一致性。《郑文公碑》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其上的文字,带有典型的魏碑书法风格,但由于是摩崖石刻,久经风吹日晒,风蚀较为严重,所以说上面的文字比较难以辨识。
《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当时郑道昭是兖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 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4、爨龙颜碑
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碑高338cm,厚25cm,额高83cm,上端广135cm。建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年)陆凉(今云南陆良)。碑阳文为爨道庆撰写,楷书体,24行,行25字,合计600字;碑阴文为职官提名,3行,行3至10字不等。
此碑文在元、明时已见著录,并有拓本流传。晚清时备受康有为推崇,在康著《广艺舟双辑》中称其书法为南碑之冠、“神品第一”。此碑与晋代《爨宝子碑》并称“二爨”。因此碑的宽度和高度都略大于《爨宝子碑》,所以它又被称为“大爨”。“二爨”不仅在艺术上受到清人推崇,在碑刻的内容上亦为研究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爨氏家族的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5、孟敬训墓志
《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全称《魏代扬州长史南梁郡太守宜阳子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刻制于北魏延昌三年(514年)正月,原石已佚,现存为清乾隆年间河南孟县八里葛村出土的拓片。该墓志记载了司马昞之妻孟敬训的家族背景、婚配情况、品德事迹及卒葬信息,其书法以方笔为主,结体逸宕,被列为北魏墓志代表作之一。该拓片与同地出土的《司马昞墓志》《司马升墓志》《司马绍墓志》并称“四司马墓志”。
该墓志书法以方笔为主,锋芒峻利而不失纤巧,结体舒展而富有韵律,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归入魏碑体系。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中评其“字画古质可喜,往往有隶意”,同时期《孟县志》誉其为“魏碑佳刻”。其章法布局疏密有致,笔法兼具力度与灵动性,反映了北魏迁都洛阳后四十年间楷书的典型风格。
《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在整体书法风格上表现出质朴的书风,笔画的清晰程度尚可。
清代学者王昶在其著作《金石萃编》中,对该墓志的书法特点进行了相关评述,指出,其字迹古朴质实,颇具韵味,且常带有隶书的遗趣,实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之珍品。
及至近代,杨振方在《碑帖叙录》中也对《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的书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此墓志的书风峻峭明快,清劲有力,字形结构更是奇巧雅致,堪称墓志书法中的佼佼者。
6、元怀墓志
《元怀墓志》是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刻制的墓志铭,1925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张羊村,现藏河南博物院。墓主元怀为北魏孝文帝第四子,官至司徒,谥号武穆,其生平记载可补《魏书》《北史》传文阙失,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志石高81厘米,宽80厘米,楷书16行,刻工精妙,字口清晰,属魏碑成熟期代表作。
该墓志书法平正工整,结体宽博舒展,笔画秀劲兼具汉隶与唐楷特征,与《张猛龙碑》风格相近。其保存完好,运笔细节明晰,为研习魏碑的珍贵范本,罗振玉评其为北魏宗室墓志中“极佳者”。志文载有元怀葬仪细节,为北魏宗室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
7、元晖墓志
《元晖墓志》为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刊石,全称“魏故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文宪元公墓志铭”,现藏西安碑林。墓主元晖字景袭,系北魏昭成帝六世孙,历官给事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冀州刺史等职,卒谥文宪公,其生平载于《魏书》。
墓志为北魏书法精品,石面呈正方形。书风清雅超脱,用笔娴熟,具北魏晚期平和典丽特征。志文末段因两位刻工分刻,形成前段精雅与后段粗壮的独特对比,然字体结构统一。铭文详述元晖家世、仕履及政绩,兼具史料与艺术价值。其书法反映北魏晚期墓志书法摆脱粗放朴拙后的精致化转向,体现贵族阶层书法审美,与《元倪墓志》等同属典范。孝文帝迁都洛阳及汉化政策促成洛阳周边元氏皇族墓葬形成,此类墓志为重要历史见证。
此志刻于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期,正值魏碑书法鼎盛阶段。书者将鲜卑族豪迈气度与南朝文人笔意熔铸一炉:横画起笔方峻如"折刀头",转折处却见王羲之流韵。墓主元晖曾任吏部尚书,志文中"器宇冲邃"的评语恰可形容其书风特质——锋芒内敛而骨力洞达。
笔法方圆并济,竖钩如"铁柱擎天",捺画似"金刀劈竹"。结字中宫紧收而外延舒展,"魏"字险绝,"洛"字雍容,单字即具章法之美。章法疏密有致,字距大于行距,保留隶书遗韵又开隋唐楷法先河。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称其"上承钟王,下启欧褚"。
《元晖墓志》不仅是北魏书风演变的活化石,更直接影响隋《董美人墓志》、唐《九成宫》的诞生。1980年代日本"北魏书道热"中,此志拓本价格飙升十倍,足见其国际影响力。当今书法教育仍将其作为"魏碑向唐楷过渡"的必修范本。
8、始平公造像记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是由孟达撰文,朱义章书写的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之一,石刻位于洛阳市南郊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另有太和十二年、二年、十九年等数种说法)。书体为楷书。为“龙门四品”和“龙门二十品”之一。
“造像记”是指在石窟、像龛(kān)等营建和雕凿时留下的题记,是一种“图文并茂”的雕刻艺术。《始平公造像记》是龙门石窟中唯一一品阳刻作品。
《始平公造像记》记录了比丘慧成为亡父造佛像的缘由及愿望,石刻正文分纵向10行,每行20字,有方界格,石高75厘米,宽39厘米,额楷书阳文“始平公像一区”2行6字。文与格栏均阳刻凸起,是石刻中所少见的。此石刻已泯尽隶书痕迹,既有汉晋雍容方正之态,又具北方少数民族“金戈铁马”粗犷强悍之神,书法雄重遒密,端庄流逸,具龙震虎威之势,富有阳刚之美。
历来人们都对始平公造像的书法给了极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说“龙门造像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这个评价,集中体现在始平公造像上。当代书坛巨擘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咏道“龙门造像字势雄,就中龙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自加小注云:“龙门造像题记数百种,拔其尤考,必以始平公为最”。“始平公记,论者每诧其为阳刻,以书论,固不以阴阳刻为上下床之分焉。可贵处,在字势疏密,点画欹正,乃至接搭关节,俱不失其序”。
9、石门铭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刻,由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汉中褒谷口是褒斜道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历时六年而成,古称“石门”。东壁长16.5米,西壁长15米,南口高3.45米、宽4.4米,北口高3.75米、宽4.1米,隧道与栈道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褒斜石门是世界上较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后汉开凿石门道破废,本崖文即记述了北魏重修褒谷道的原因、经过与结果,传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诏遣左校令贾三德”重开褒斜道的盛举。《石门铭》全文融记事、颂功、写景和抒情于一体,是石刻铭文的代表作,故书丹、凿刻在当时也是有意识请书法与凿字高手完成的,这从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处陕西褒城石门东壁,而书丹为“太原郡王远”,凿字为“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并且留名刻记于崖文题记中,可见王远、武阿仁的艺术业绩虽不为历史所记载,但其高超的艺术作品正昭示了他们在当时就为社会认同的艺术高手。
汉代,佛学由印度传人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学适应社会意识需要而日益炽盛,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记其事。有的凿石以作碑碣,有的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短时间内,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一度碑碣无数。石质坚硬,可以永久保存,尤其是摩崖,因山高险绝而常人难以到达,故少人为破坏。《石门铭》是北魏摩崖石刻的代表,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崖面广阔,摆脱纸张限制,大书深刻,笔阵森严,气势雄峻,故而书风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大朴不雕的阳刚之美,堪称鸿篇巨制。此摩崖石刻今已割移藏于陕西汉中博物馆。
《石门铭》拓本以旧拓首页“此”字不损者为佳,此为精拓本。此石刻为正书,凡28行,满行22字,后段题记为7行,每行9-10字。它吸取了处于同一地汉隶名品《石门颂》苍劲凝练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则吸取了汉隶跌宕开张、奇崛大气的特点,书风超逸疏宕、舒展自然。康有为誉之为“神品”,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书者王远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但康有为推之为南北朝碑十大书家。《石门铭》是魏碑中可以临摹、借鉴的上佳范本之一,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书法家都曾得此石之沾溉。
10、高湛墓志铭
《高湛墓志》,刻于东魏元象二年(539年),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山东德州运河岸崩而重现于世。该碑为东魏时期楷书代表作之一,记载了墓主高湛的生平事迹与官职迁转。
高湛出身渤海高氏,祖辈显赫,其祖父为北魏冀州刺史高扬,父亲为权臣高肇,家族背景与北魏至东魏的政治变迁紧密关联。
高湛本人在史籍中记载甚少,墓志内容可补正史之阙。据志文,其历任镇军将军、南荆州刺史等职,曾率军抵御西魏与南朝梁的攻伐,最终于元象元年(538年)病逝,享年43岁。墓志的出土不仅为研究北朝军事史提供了新线索,亦揭示了东魏时期士族官僚体系的运作特点。
《高湛墓志》的书法风格兼具北朝楷书的雄浑与南朝楷书的温雅。其字形方扁,重心平稳,笔画转折处圆润含蓄,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杨守敬评其“骨格整练”,认为唐代褚遂良的书法可能受其影响,尤其是《伊阙佛龛碑》的方正宽博与此碑的方扁含蓄存在内在关联。
在笔法上,此碑以中锋为主,起笔多藏锋,行笔稳健,收笔则或顿或提,形成“秀劲温雅”的视觉效果。横画常作俯仰之势,竖画垂直而略带弧度,撇捺舒展而不失力度。
作为碑刻作品,《高湛墓志》保留了刀刻的方峻感,但相较于北魏碑刻的粗犷,其线条更为细腻流畅。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指出,此碑“为唐时虞褚诸家所本”,可见其对后世楷书发展的启蒙作用。康有为则将其与《刁遵墓志》并列,称二者共同构建了“虚和圆静”的审美范式。
11、刁遵墓志铭
《刁遵墓志》,亦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乃北魏熙平二年(即公元五一七年)十月之所作,其形制规整,具有庄重沉稳之风。此碑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刻于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清雍正年间出土于河北南皮县废寺遗址,出土时右下角已有残缺。详细记载了渤海世族刁遵的家世与政绩。自清初显世以来,历代书家对其推崇备至。据方药雨、杨鲁安等学者考订,此石自南皮出土后,历经乐陵高氏、渤海刘氏、南皮张氏(张之洞家族)递藏,其间乐陵刘克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访得时,曾以木、石两次修补残缺,并刻跋考释,最终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墓志之阳面,文字布局严谨,共计二十八行,每行满载三十三字,刻工精巧。
志阴部分,分两列,因岁月侵蚀,碑阴文字多有剥落,但仍可辨识出其中记载了刁氏家族之官职与姓名,为研究当时历史提供了一手资料。
刁氏一族,源自渤海,乃当地之世族大家。此墓志详尽记述了刁遵之家世背景、政治功绩及其社会地位。
刁遵之先辈曾供职于东晋,家族显赫一时。然祖辈刁畅不幸为刘裕所害,家族命运因此转折。刁遵之父刁雍,逃至北方后,复得北魏朝廷之重用,家族得以延续。
包世臣赞其“取势排宕,结体庄和”,康有为则以“如西湖之水,以秀美名寰中”形容其书风,点明了其在雄强为主的北魏碑刻中独树一帜的审美特质。
杨震方指出,六朝时期的墓志以其峻劲的风格而著称,而《刁遵墓志》则在这一基础上,融合六朝之韵,却又避免其常见的习气,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
12、龙门十二品
龙门十二品其实是指《龙门二十品》中的前十二方造像题记拓本,具体包括:
《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就像是为父亲献上的一份虔诚礼物。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撅造像记》,记载着一位母亲对逝去孩子的无尽思念。
《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是妻子对丈夫深深的怀念与敬仰。
《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彰显着王者的威严与信仰。
《司马解伯达造像记》,记录着一位虔诚信徒的造像功绩。
《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是为逝去的亲人祈福的珍贵印记。
《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是众多信徒共同心愿的汇聚。
《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三十二人共同为信仰留下印记。
《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是僧人惠感对双亲的深切怀念。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记录着一位祖母对亡夫的深情厚意。
《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三十四人共同为皇帝祈福的壮举。
《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是祖母对幼孙无尽的关爱与祝福。
这些造像记中的功德主多是北魏的王公贵族、高级官吏和有道高僧。他们为孝文帝歌功颂德或为祈富欀灾而开龛造像。他们的名字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龙门二十品》是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其书法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笔势方峻雄强,颇多变化,端庄大方,刚健质朴。从笔势上看,“欲横先竖,欲竖先横”,经常出现横画向右上方明显的欹斜,且波磔明显,带有明显的隶意,表现为收笔时按笔并上挑出锋。长撇尾部较粗,收尾时末梢微微上扬或沿水平方向运行。捺画多有波磔,微露锋或不露锋。勾画的出现也体现了和后世的楷书勾笔画如出一辙。字的结体已经很有楷书的韵味,但仔细看其中的笔画仍保留隶书的意味在其中。
魏碑是我国书法艺术中的一种重要书体,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
学习魏碑有很多好处——
首先,学习魏碑对于提高书法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魏碑作为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其字体结构严谨,笔划苍劲有力,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魏碑的这种独特魅力使得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学习魏碑,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其独特的笔法、结构、章法和气韵等方面的技巧,从而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
在学习魏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其笔法的特点。魏碑的笔法刚劲有力,注重提按、顿挫和转折等技巧的运用。通过反复练习和揣摩,我们可以逐渐掌握这些技巧,使自己的书法作品更加生动有力。魏碑的结构严谨,字形方正,线条流畅。在学习魏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重观察和模仿这些特点,逐渐培养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修养。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魏碑的章法布局,掌握其整体美感的表现方式。
最重要的是,学习魏碑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气韵生动的感觉。气韵是书法艺术的灵魂,通过学习魏碑,我们可以更好地掌握书法的气韵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练习和感悟,我们可以逐渐将气韵融入到自己的书法作品中,使作品更具生命力。学习魏碑对于提高书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掌握魏碑的独特技巧和特点,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并创作出更具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其次,学习魏碑对于了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魏碑,作为北魏时期的刻石文字,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而是当时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生动记录。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仿佛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通过深入学习魏碑,我们能够触及到北魏时期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魏碑中的每一个字都如同历史的见证,帮助我们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魏碑的学习,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演变。魏碑作为我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风格,更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通过魏碑的学习,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领悟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文化遗产。因此,学习魏碑不仅是对书法技艺的修炼,更是一次历史的穿越,一次文化的熏陶。在魏碑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领略到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一起走进魏碑的世界,去探寻那些被时间掩埋的历史记忆,去感受那份历经千年的文化魅力。
第三,学习魏碑有助于培养审美情趣。魏碑的字体风格独特,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通过学习魏碑,可以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从而更好地欣赏和品味我国传统艺术的精髓。
第四,学习魏碑有助于传承中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碑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通过学习魏碑,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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