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霖（1915.8——1949.9），贵州省贵阳市人。1936年去日本深造，在东京学习日语。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统战支部书记。革命烈士。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回国。重返贵阳立即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中。随后担任《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从此利用文艺阵地，以笔作刀枪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为了更好地组织、动员、团结社会各界一致抗日，在地下党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主要负责主持党用以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社座”的活动。同时担任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工作。1939年中共党组织又安排其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1940年投奔抗日前线，加入到新四军队伍中，在军政部文化组工作。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侥幸逃脱去到香港。香港沦陷后辗转桂林、重庆、昆明、湖南衡山和贵阳等地，以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为掩护，向青年学生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还创作了不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宣传、鼓舞着仁人志士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1949年6月一个狂风暴雨的早上，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了白沙巷其家中，一阵翻箱倒柜之后，被敌人抓走，接着又将其妻子和他们年仅1岁多的小女儿也一同抓进了牢房。在狱中夫妻俩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理想、信念，为了保护组织和革命同志，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1949年9月，贵州的反动派意识到他们末日已到，对革命者疯狂地抡起了罪恶的屠刀，遂被惨遭杀害，时年仅34岁。
据相关资料记载，遇害地点为贵阳关刀岩。
更详细的内容
《勇敢的文化战士王启霖》
每当秋高气爽桂花飘香的9月，我们格外怀念一位无私、无畏、坚定、热情而又学识丰富的烈士。他和他的妻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祖国的新生，献出了他们正闪耀着青春光华的生命。他，就是具有文学艺术气质的贵州地下党员王启霖同志。
王启霖(1915—1949)，化名王慰民，原籍贵州仁怀县，出生于贵阳。他的父亲王谟，是地方政府的高级文官。姐姐启凤(紫非)和弟弟启澍，都在抗战时期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启霖同志1927年毕业于贵阳正谊小学，升入省立贵阳第一中学。在读到高中二年级时，于1933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化学系。他曾在校内刊物上撰稿抨击“读孝经复古礼”之类的论调。加之他对所学专业感到志趣不合，便于1931年休学，到上海、杭州一带见世面和自习文学。他读的书很多，特别喜爱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弃医习文，决心医治人民大众精神疾患的选择，对他的影响颇深。
1936年，他带着极大的希望去日本深造。先在东京学习日语，准备投考大学。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热情回到广州，10月回到贵阳，随即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王启霖同志担任《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他利用文艺阵地，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中共地下党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他与何战白、蒋蔼如三个党员组成一个小组，并由他负责，主持我党团结教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社座”(即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的活动。特别是在蒋蔼如随校迁往远郊花溪，何战白到卫生人员训练所工作以后，形势恶化，“社座”被迫转为秘密活动，启霖同志排除艰难险阻，将“社座”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9年冬，即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在此期间，他又同时担任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工作。1938年底，他与高滔、于治常作为分会代表，出席了中苏文协总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他还担任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筑光音乐会的艺术指导。1939年至1940年春末，他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战支部书记。启霖同志在工作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尽心尽力、不畏风险的品德，获得了同志们的称赞。
正当贵州地下党蓬勃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国民党贵州当局却日愈加紧对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民主战士的迫害。贵州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隐蔽精干”的方针，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疏散转移出去。1940年秋，疏散转移到桂林的王启霖与刘家祥同志结了婚。这对革命的伴侣无意营建小家庭，随即投奔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启霖在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家祥在新三团政治处工作。不久，他们在“皖南事变”中被俘，侥幸逃脱后去香港。香港沦陷后辗转桂林、重庆、昆明、湖南衡山和贵阳等地，以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为掩护，利用讲课、讲演、组织读书会以及同学生交友谈心的形式，向青年学生灌输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启霖同志在他短促的人生岁月里，在战乱和被敌人缉捕的转徙中，在教学之余，写了不少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他犀利的笔无情揭露反动派和旧社会的罪恶，热情讴歌革命，鼓舞群众。现在已知的作品，长篇小说有揭示“皖南事变”真相的《煎》，反映贵州彝民生活与斗争的《四围山色中》; 中篇小说有反映封建反动势力迫害学校青年师生，以及师生反迫害的《狂雨》; 短篇小说有描写抗日斗争的《封锁线》，揭露汉奸卖国罪行的《告密者》、《朋友，向我伸出你强力的手吧!》，为被压迫妇女呐喊的《迫害》，讽刺蒋介石的《皇帝的巡礼》。这些短篇小说，于1941年至1943年间，曾在《文学月报》、《广西妇女》等刊物上以“冰波”或“启霖”为笔名发表。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过抨击时弊的杂文，如《由自杀到自杀》，以及探讨写作问题的文章《青年与写作》等。
启霖同志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内容上鲜明的进步性和革命性，表现方法上的直接性。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倾向是极其明朗而毫不隐晦地直接表现出来的。他在重庆《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封锁线》这部短篇小说中，直接描写一支抗日的革命队伍如何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以及如何通过封锁线的情景。这支部队的成员，有曾在工厂积极进行罢工斗争的工人，有种田的农民，有革命知识分子，大家都以“同志”相称。这是一篇直接宣传我党积极抗日的作品，发表于“皖南事变”之后。编后记介绍说，作者是在战地工作的青年。在国统区发表这样的文章，对国民党造谣污蔑我党我军，甚至制造“皖南事变”的卑劣行径，无疑是有力的一击。启霖同志的作品，在文字上比较生动，在感情上有炽热的爱和憎，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启霖同志的创作热情很高。他和妻子从皖南脱险后，历尽艰辛到达香港，刚一找到住房，就开始写作。由于在事变中和在流亡途中有了充分的构思，不到半年就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他与当时在生活书店工作的邵公文商量，定名为《煎》。文稿交当时任香港《大众生活周刊》编委的茅盾审阅，茅盾答应待夏衍的《春寒》连载完后即连载《煎》。但是，接着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失陷。启霖同志将《煎》的稿子藏在当地，不幸在战乱中遗失。
在香港党组织的安排下，启霖夫妻取道澳门去广西。途中几经周折，家祥同志又在小木船上分娩。1942年暮春，启霖同志拖着疲惫的身体，携带产后数日而又患病的妻子，抱着初生的儿子思强，来到抗战后方的文化城桂林。一住下，启霖同志不顾疲劳体弱，就拿起了他那支战斗的笔。他白天的时间主要花在照料产妇和婴儿上; 夜里当母子睡去，则在昏暗的桐油灯下伏案疾书，仅约半年，又一次完成了《煎》的创作。当时茅盾也来到了桂林，《煎》又送到他的手上，由于国统区不能出版，茅盾答应转交解放区，但在白色恐怖严重，与解放区交通险阻的情况下，《煎》稿不幸再度遗失。
两次失去几十万字的稿件这样令人痛心的遭遇，没有使启霖同志有任何踌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亲戚在桂林特察里路上遇到前来纠缠的妓女，他的亲戚将妓女推倒在地，还说见了她们就恶心。启霖同志却表示同情，并说该恶心的是使她们失去做人资格的肮脏社会。这件事触发了他写一篇反映这一黑暗角落的小说的动机，得到妻的赞许，又得到在《广西妇女》月刊工作的同学黄成养的帮助，两个青年妇女扮成男装，在夜间陪启霖同志去到了一所“青楼”。鸨娘接过他们的钱，便把3个女人叫来。家祥她们摘下帽子，露出真相，并说是妇女会记者，6个人紧闭屋门，一直谈到东方发白，泪水湿透了她们的手绢。不久，启霖同志在《广西妇女》月刊上发表了扣人心弦的短篇小说《迫害》。
1943年至1944年间，启霖同志写成长篇小说《四围山色中》，原稿在重庆时经茅盾和他的好友王诗农(即林辰)看过，在给茅盾的信中，他还提到对这部书稿的修改情况，说原书名含意不明确，决定改为《苍山夷乱流》，可惜没有机会发表。1945年9月，他又以自身经历写成中篇小说《狂雨》，在送上海某杂志社的途中，又不幸被朋友遗失。
启霖同志从事文学创作，不是单纯的兴趣，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选定的一种战斗方式。他的作品的脉搏，总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他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据我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发表了《告密者》和《朋友，向我伸出你强力的手吧!》几篇短篇小说，无情揭露了汉奸的卖国罪行。
启霖同志的创作指导思想和他的教育指导思想，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在教学上，他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希望同学们不仅得到知识，而且学会怎样过健全的生活”，也就是说，既要教书，也要育人(见《狂雨》第8页)。在文学创作上，他为青年一代呐喊，为被压迫者呐喊，他呼唤光明，他给人们鼓舞，他曾在《由自杀到自杀》这篇杂文中指出，要解决被压迫者自杀这类社会问题的日子不远了。抗战胜利后，他曾一时以为社会状况应该有所好转，然而，“再生活，再思想，封建势力的温床可曾捣毁?教育可曾有些儿新生?于是，便勉力写下去”(见《狂雨》后记)。
《狂雨》手稿遗失之后3年，启霖同志在教育界又经历了一些变迁。在重庆一个寂苦而酷热的日子里，他突然想起《狂雨》，连忙找出底稿，从头读下，感到仍烧炙着自己的心。他想，“这不也是在写目前吗?”他回顾往事，思量现实，认为不寒而栗的景象实在太多，深信《狂雨》非只个人呻吟。于是，为教育、为青年着想，决心再次修改《狂雨》。1948年8月，正值重庆最闷热的酷暑季节，启霖同志住在友人王诗农处，每天一早，挟着稿子到罗斯福图书馆，黄昏才回到住所。时经一月，将改好、订好的稿子交给了王诗农。解放后，当冯雪峰正在主编《文艺创作丛书》时，王诗农将《狂雨》推荐给他，随即被收入这部丛书，1951年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启霖同志的文学创作道路是如此坎坷，然而，他是那样无私无畏坚定热情地一往直前。
1949年初春时节，启霖同志与妻子在贵阳家中度过寒假，起程回湖南衡山师院，途中被当时贵州地下党省工委负责人张立留下，又返回贵阳，任务是同张鸣正、宋至平编辑出版地下油印刊物《真实》。他不仅从事编辑工作，而且还自己写稿，在第一期上就以方江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论革命者的思想学习》。
1949年6月23日上午，天下着大雨，国民党特务闯进白沙巷启霖同志的宅院，查抄之后先捕走启霖同志，接着又捕走刚从外面回来的家祥同志。年仅一岁多的女儿思梅，也随妈妈进了牢房。启霖夫妻在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了理想、信念，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他们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1949年9月，新中国的曙光已在东方闪现，贵州的反动派感到末日将临，他们疯狂地向革命者抡起屠刀。10月5日深夜，启霖同志被从监房带走，惨遭秘密杀害，年仅34岁，至今仍未找到烈士遗骨。11月11日，在敌人仓惶逃走之际，他的妻子、亲密战友家祥同志，被集体枪杀于贵阳南郊马家坡，年仅28岁。
启霖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奋战的一生，他是我们党的好战士，是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的贵州一位革命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他的生命之光永不熄灭。
